《宋史·卷三百五十三·列传第一百一十二》有这样一段记载：“宋江起兵于河朔，转战十多个郡县日斗配资，官军根本不敢轻易与他交锋。当他声称即将南下时，张叔夜派间谍前去探查宋江的行军路线。发现宋江的队伍直接朝海岸推进，迅速劫掠了十余艘巨船，并掳获了不少物资。于是，张叔夜招募了千名死士，埋伏在离城较近的地方，同时派出一支轻骑兵至海岸，诱敌深入，准备在此处决战。张叔夜先将一队壮士藏匿在海边，伺机而动。当敌人接近时，他点燃了埋伏的火把，焚烧了宋江的船只。敌军一听火光四起，便丧失了战斗意志，伏兵乘机出击，擒获了宋江的副将。最终，宋江只得投降。”
宋江能够在短时间内劫掠十艘大船，这一行动证明了他麾下的兵力不容小觑。而张叔夜选择一千人设伏的方式，也显示出宋江的军队并非庞大无比，而是在实际战斗中体现出数千人的规模。也可以推测，宋江手下的三十六个头领，每人所统领的部队规模大约也在千人左右。
宋江和其他三十六位头领在张叔夜的劝降下，最终接受了朝廷的招安，获得了封官加禄。与此同时，时任济南府教授李若水却对朝廷的决定表示了强烈的不满，甚至写诗道：“大书黄纸飞敕来，三十六人同拜爵。狞卒肥骖意气骄，士女骈观犹骇愕。我闻官职要与贤，辄啗此曹无乃错。招降况亦非上策，政诱潜凶嗣为虐。”
展开剩余76%在李若水的诗中，表现了他对这一决定的质疑和愤怒。他认为，宋江等人虽然有一定的战斗力，但是否值得升官加爵却值得怀疑。今天我们讨论的，正是两个相关的问题：第一，张叔夜擒获的“副贼”是玉麒麟卢俊义，还是智多星吴用？第二，从海州之战中我们是否能推测出梁山军的实际兵力？
显然，宋江的队伍不可能仅有三十六人之众。根据宣和年间，时任同知枢密院和尚书左丞的侯蒙曾上书宋徽宗的记载：“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、魏，官军数万无敢抗者，若无过人之才，怎能如此？今青溪盗起，不如赦江，使其讨方腊，以自赎。”
从这段历史来看，宋江的部队无疑是相当强大的，甚至能让朝廷的数万大军望而却步。张叔夜派出千人伏击，并不意味着他仅仅拥有这一点兵力。若张叔夜真有数千人，如何能被少数敌人击败呢？显然，宋江能纵横河朔，行动迅速，必然有数万兵力，三十六名头领日斗配资，只是他众多部队的代表。
实际上，宋江的手下当时并没有那么少的部队。张叔夜以千人设伏，若以强敌正面抗衡，显然会更谨慎。最终的伏击和劫船行动，只是为了拖延时间。宋江手下的兵力和指挥体系远超表面。
张叔夜的谋略足见他所处的困境。后来在济南知府任上，他曾感叹自己面对众多强盗的困局：“若束手以俟援兵，民无噍类，当以计缓之。”在面对数万梁山好汉时，张叔夜深知硬拼必定败北，因此采取了假招安的计策——他利用“旧赦贼文”，让敌人误以为朝廷已经放宽政策，从而引诱他们放松警惕，然后乘机伏击，将敌人击溃。
在这一战役中，可以推测出宋江的部队规模至少为数万，这也是为何张叔夜敢于使用诸如此类的巧计，以“诈招安”来诱敌。梁山的起义者，正如多次发生在宋朝的农民起义，他们的力量多得如同潮水一般，难以一网打尽。
而宋江的兵力，虽然装备相对落后，但也绝不算少。他能快速在河朔、京东和河北之间调度，并且屡屡获胜，足以证明他手下有足够的兵力。即使我们以“三十六人”这个表面数据来衡量，实际上他们都是几十人的小队长，整个梁山队伍的规模，远超这个数字。
如同许多历史人物一样，宋江的“兄弟”们也在招安后获得了封赏。比如，曾是梁山头号猛将的杨志，在被招安后成了种师中军的先锋；黑旋风李逵也被任命为金州乐将节级。事实上，像李逵、史进这些二线头领，在梁山三十六将中并不算最高排名的人物，真正的左膀右臂应该是吴用和卢俊义。
关于吴用和卢俊义谁才是宋江的副手，史料和文学作品的描述颇为复杂。在南宋龚开的《宋江三十六人赞》中，吴用被排在第二，卢俊义排第三；而在《大宋宣和遗事》记载中，吴用是二把手，卢俊义是三把手。虽然《水浒传》中有相反的说法，但从这些史料来看，吴用无疑是宋江的真正副手。
吴用的地位在梁山军中至关重要，他不仅为梁山提供战略智慧，还是一位指挥决策的关键人物。事实上，在征讨方腊之前，水军的六位头领曾试图秘密召开会议，策划趁机叛变，目的就是要在宋江前往京城时，取回指挥权。可见，吴用对梁山军心的影响，远超外界所能想象。
因此，即便是《水浒传》中的安排，卢俊义只是一个超级战将，而吴用却是梁山军的真正支柱。吴用和宋江之间的微妙关系，不仅是梁山故事中的一个核心点，也揭示了许多关于军事和政权背后的人物博弈。
我们可以将宋江与刘备、吴用与诸葛亮相比，尽管这种比拟未必完全贴切，但在某些方面，宋江与吴用的搭档关系，确实反映了他们相互依赖的战略格局。如果把梁山的十万大军和一百多条好汉放在刘备和诸葛亮的手中，历史是否会改变？这些设想不仅是对历史的反思，也让我们对古代军事和政治的智慧有了更多的思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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